现在的下兰山自然村

德清旧治区位地图

明代德清县城图，城外标有下兰山

康熙德清地图上示意的上、下兰山

　　在德清县历史变迁中，有一个问题令人疑惑，史料记载：唐天授二年(691)析武康之东乡立武源县，不久改名临溪县，县治在下兰山。可是按种种迹象分析，立县前的武康之东乡馀不古邑应该在长桥河以南的乾元山一带，立县时，县治为何设于与之相距较远且偏僻的下兰山？而且到了天宝元年(742)，也就是51年后，县治又从下兰山搬迁到只有几里外的百寮山南，即现在的乾元镇老城区位置，同时更名为德清县。县治的确定历来都是重大之事，当慎之又慎，为何轻易变更？这些现象的出现，必有可探索的原因。

　　下兰山在哪里

　　明嘉靖《德清县志》舆地考“山川”一节中记载：“下坦山之北不一二里，二山相距才数百步，名上兰、下兰，唐时临溪县置治于此。”再看清康熙《德清县志》：“唐初置武源县，后改名临溪，旧治在下阑山之阳(今杨家坞尚存故址)。”对杨家坞也有记载：“县之旧址在此，旧名临溪。唐天宝中始迁今署。坞尚有县桥遗址并集圣庵。”对上阑山、下阑山的记载是：“二山相距才数百步。昔有宁国院，今圮。”其中不提县治。两志的地图上也都标有下兰山。

　　对比嘉靖与康熙两志，记载是不同的。嘉靖县志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旧治在上下兰山之间或就在这一带。而康熙县志指了两个不同的地方，一是下阑山之阳，二是杨家坞。地图的标注更是相去甚远。两志修纂时间只相隔了120多年，为何记载是不同的，是康熙县志修纂者的失误，还是有了新的考证，从书本的文字中难以判断，有必要作一番实地考察。

　　记者仔细研读了志书关于下兰山处群山分布的方位，结合卫星地图，然后前往现场察看。沿乾元镇北郊路前行，首先见到的是党校旁的张家山，继续前行是下坦山，其北面是慈相寺，背后为石壁山。过下坦山就是德清水泥厂。水泥厂东侧有一条往西北的小路，直通杨家坞，杨家坞东侧有一座低平的山，一直伸向龙溪，当地人称石马山。再往东北几百米，又有一座伸向龙溪的山，名为马家山。过马家山，是一块平地，可见文明塔。但是，一路走来，不见上、下兰山。

　　询问当地村民，没有人能指认哪两座山是上、下兰山，只知道有上兰山和下兰山两个自然村。这两个村以马家山为界，山南是上兰山自然村，山北是下兰山自然村。据此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石马山和马家山分别是县志描述的上兰山和下兰山，这里的场景与嘉靖县志描述相似：“二山相距才数百步，名上兰、下兰”。二是只有一座兰山，即现在的马家山，山南为上兰山，山北为下兰山。

　　从以上的观察和分析可知，杨家坞与下兰山不是同一个地方。据记者观察，杨家坞的面积不大，四周环山。当地人告知，靠坞内一侧曾经有庙和墓葬。1970年复建德清水泥厂，杨家坞也在它的范围内，开挖土方时，完全是一块生地，没有发现建筑遗址。而且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山坞，不临溪，与武源县改为临溪县的县名不符。杨家坞是旧治的可能性不大。

　　值得重视的是，嘉靖和康熙县志都记载旧治在下兰山处。如按嘉靖县志：旧治在上、下兰山之间，即石马山与马家山之间。康熙县志似乎也指向了这里：“旧治在下阑山之阳。”也就是上兰山自然村这个地方。但这里非常窄小，当地人说，过去是一块荒地，后来才有外来户入住。弹丸之地能容下一个县城？换一种思考方式：“旧治在下阑山之阳”不是指山之阳，是指下兰山自然村之阳。

　　下兰山村寻迹

　　旧治在下兰山自然村之阳的想法得到了史料证实。记者在康熙《德清县志》中查到了一篇明代章嘉祯的《文明塔记》，文中记述：“谋建塔于故治下兰山之址。”意思是谋划把文明塔建在旧治下兰山这个地方。如今文明塔还在，就在下兰山自然村之阳。因此旧治就在这里。

　　章嘉祯在《文明塔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述：“德清亘封禺东陬，自周、秦、两汉以来，邑治居下兰山之阳，至唐天宝间徙今治。”按照这一说法，下兰山处自周代就是地方的政府所在地。也就是说，它是馀不乡、馀不亭，或之前馀不国的行政中心。如此说来，这里不仅是唐代县治，还是馀不古邑。既然下兰山自然村这个地方是历史悠久的古城，也许还会留下一些古老的信息。

　　下兰山自然村的地形呈西南东北走向，南北长，东西窄，其西北、西南都是山地，东南紧贴馀不溪下游的龙溪。居民住宅大多分布在靠山一侧，其阳面就是龙溪旁耸立的文明塔，塔下有一座粮库。乌牛山隔河相望。这是现在看到的下兰山自然村场景，那么过去是怎么样呢？

　　记者数次前往下兰山，寻访了许多当地老人。79岁、曾担任过村干部的沈细毛老人提供的信息较为丰富。据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村的前面是一块荒白地，文明塔西，现在粮库的位置是一个台地，老百姓在那里种番薯。临河一面有石帮岸，有一条河从龙溪延伸到村内。

　　据当地村民回忆，当年建粮库开挖文明塔下那片台地时，挖出过一些条石，数量不多。但是，这些建筑构件有可能出自文明塔配套设施。据康熙《德清县志》记载，明万历年建文明塔的同时，建有关圣阁等建筑。长期以来，当地人在建房等挖掘施工中从来没有发现地下有成片的建筑遗址。从这些现象来看，这里似乎与古城不相符。

　　现在，下兰山自然村有34户人家，除了两户姓陈，两户姓杨，其余都姓沈，据说陈、杨两姓是后来迁入的。问起沈姓人的祖宗来自哪里？回答很干脆，一直住这里。村民口中没有古县治的传说，只是近年有外地人问起过此事。但是村民说，此地出过大官，叫沈作节、沈作彭(音)。记者查找这两人颇费周折，想象中当大官应该是进士出身，但查不到。最后在举人中查到了。雍正七年己酉科：沈作楫；乾隆三年戊午科：沈作朋。沈作楫是山阴教谕，相当于现在的绍兴县教育局长。而沈作朋确实是大官，官至湖北布政使，从二品，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但在乾隆三十年(1765)以归州“纵盗冤良案”被判斩立决。看来下兰山自然村并不是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有德清望族沈氏家族的背景。

　　千余年前的事，会湮没在岁月之中，要想获得发现确实很难。但是通过实地考察还是可以作出一些判断。如果按章嘉祯的说法，这里是周至唐的邑治，则存有疑问。下兰山自然村的居住范围约十亩地，正面临河，背后是连绵的山丘，不具备邑治人口集聚的条件。一个从周至唐的邑治，后来又是县治，即使搬离了，起码也会留下一个集市，遗留一定数量的人口，可是这里人口少，且是单一的沈氏家族。既然是古城，或多或少会留下一些有特征的痕迹，这里却找不到蛛丝马迹。关于章嘉祯的说法，记者在已知的史料中查不到佐证，也许章嘉祯了解到德清历史非常悠久，想象到邑治也一样，所以作了这样的表述。也有可能，他获知下兰山的邑治始于周，即以馀不的古老，认为这个“周”是商周的“周”，而实际上是武周的“周”，是历史上的后周，就是德清立县时的朝代。但这还需要史料予以证实。

　　种种迹象表明，下兰山自然村是古城的可能性小，是唐代真正意义上的县治也不太可能。有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里只是唐代立县时的临时县治。

　　从旧治迁新治

　　唐天宝元年(742)县治从下兰山搬迁至百寮山之阳，这时离下兰山设立县治的时间仅过去51年，为何要搬，史料上没有作任何记载。如果下兰山是千年古邑治，当具备较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口，立县后不久即搬离，不符常规。如果是新立的县治，没必要几十年后就搬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德清县原来属于武康县，但是当时的武康县，西部是崇山峻岭，东部是水乡平原，东西部不仅地貌截然不同，其出产及民风均不同。如果追溯到武康立县前，德清是古老的馀不之地，富庶的鱼米之乡。这里的人想脱离武康县设立新县的想法应该由来已久。或者说，立县报告早已打出，朝廷没有批复。天授二年，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初，纷纷设立新县，德清终于获得了立县的机会，邑人戴德永等上疏立县的报告得以批准，并以离此地不远的武则天当政时所建的水利工程武承塘命名为武源县。

　　既然立县的想法由来已久，必定对县治的选择有所考虑。古人择地筑屋非常讲究地望、风水，也就是环境，何况是建县治。根据馀不的古老历史，乾元山旁小南门外是古代逐渐形成的古邑，但从古人建县治的要求上看，不一定是理想之地。而百寮山之阳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南面乾元山，北靠百寮山，东有乌牛山、西为金鹅山，群山环绕，馀不溪穿境而过。正如康熙《德清县志》序中描述：“山川之在清邑，似天地有独厚焉，可谓土之聚而水之钟也。”

　　但是要在此设立新县治，需要有一个建设的过程。既然朝廷批准立县就得马上办公，处理县衙事务。当时的百寮山之阳至长桥河区块，因有长桥河、县桥河的阻隔，应该还是一片荒地，没有什么建筑，不然县治一开始就可设在此地。如果设在乾元山旁小南门外的馀不古邑内，与规划建设的新县治隔了宽阔的长桥河，交通不便。

　　为什么选择了下兰山呢？从这里到要兴建的德清县治距离不远，且不用过河，去湖州的水陆交通也便捷。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下兰山是德清望族沈氏的聚居地。这里的沈氏，清代还出过布政使这样的大人物，说明家学渊源深厚。南北朝时著名将领沈恪(509-582)的家就在离下兰山不远的百寮山一带，到了唐代，沈恪的后人也许迁居于下兰山，形成了一个比较热闹的家族聚居地。当时德清县政府可能相中了沈氏现成的大宅院，作为县治的衙门，相当于处理新县治建设事务的筹备处。

　　从设县治于下兰山到搬迁至新县治的时间跨度为51年，建一个县城需要这么长时间吗？上世纪90年代，德清县城从城关搬至武康，前后花了近10年时间，而在千年前的唐代，生产力落后，建筑材料只能开山取石，挖土烧砖，伐树取木。建县城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县衙、坛庙、学宫、街坊、道路、民宅等等都要建造。史料中没有唐代的德清县治地图，明代的有，虽然两者有区别，但大致是相似的，是一个既庞大又复杂的工程。况且在某些方面与现代相似，工程能否顺利进展，与资金、人员等相关联，时间难以把控。

　　据县志记载，跨越长桥河的德清长桥，建成于唐天宝年，初名天宝桥。也就是说，百寮山以南德清县治营建时，已经考虑了与长桥河以南乾元山处馀不古邑的沟通。县治搬迁时，天宝桥也成了，新旧两地融为了一体。从此德清县治形成，一直延续到1994年，历时1276年。

　　有一个历史插曲值得一提，唐天宝元年德清县治从下兰山搬到百寮山之阳后，坐镇新县城衙门的第一任县令很可能是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的祖父柳察躬。因为柳察躬是德清县有记载的第一个县令，任职在天宝年间。

　　如今，走进下兰山自然村，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除了明代所建的文明塔尚显古意，无论如何看不出、甚至想象不出这里曾是唐代的县治。原因就是当年这里没有真正形成县治所应有的规模，它是一个临时县治，只是为建新县治而设立的衙门。这也就是为什么下兰山没有留下古城的遗迹，史料对此记载含糊不清的原因。

作者：记者 宣宏